有朋友自国内来， 谈到国内国外生活的差别，说道： “在国内的时候，不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想在家里干点活都没法干。”我问为什么? 她说：“比方说，我想到厨房烧两个菜，厨师就十分不安，搓着手问我他有什么事情做错了？倘若没有错，我怎么会要自己来做菜？难道是嫌他烧的菜不好吃？为了消除他的不安，我只好停下来让他去炒菜。再比如，到外地出差， 人家招待的时候，我都不敢夹菜。因为如果你哪一盘菜多伸了两筷子，马上就会再给你炒一盘上来。本来菜就多得吃不完，再做几盘子岂不是更浪费？有一次我随口说到一种当地特产好吃，结果等到上车走的时候，车上就多了一箱子那种特产。在看工艺品的时候，只要对某件产品多看一眼，人家就非要把那东西送给我。搞得我对什么都不敢轻易再做评价， 甚至不敢关注任何物品，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其实，我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对生活要求也不高。这种生活活得很累。倒不如在美国，什么都是自己来，十分清净。大家都平等。”
当然，朋友的丈夫是一个高官，不过，我想，再高也高不过皇帝吧？倘若是皇帝，周围侍候的人还不知如何巴结，逢迎，奴颜卑膝呢！
所以忽然想到，在中国，皇帝就是这样造出来的，腐败也是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的。
包括毛泽东在内，当年恐怕也不是颐指气使，自以为伟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恐怕周围的人对其恭维奉承巴结逢迎奴颜卑膝要远远超过我朋友周围的人对她的那种态度。假如一个深居高位的人，周围天天都是这班马屁精，跟包，跟在身后无微不至地照顾，揣摩圣意，比皇帝自己考虑得还周全，久而久之，鸡毛也就成了令箭， 蚯蚓也就成了巨蟒，白丁也自以为自己成了学富五车的学者，外行也就以为自己真是专家，不是皇帝也被变成了皇帝。
所以，我总觉得，中国的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每一个国民，或者至少是大部分国民，都有责任。因为总体上的国民性，是通过每一个具体的国民体现出来的。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文化传统的熏陶，习俗观念的侵染，许多中国人都有两面性，最突出的表现是， 对上司鞠躬尽瘁，无微不至地关心，拼命侍候，对下级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对地位高的人，阔人尊敬有加， 百般照顾，甚至奴颜卑膝，对穷人以及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则冷眼相加，不屑一顾，毫无同情心； 对倒霉的人则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 借机上位。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就拿文革中的事情来说吧，发生了那么多的冤案，整死了那么多的人，难道百分之百全是他老人家和四人帮的责任吗? 我们的普通国民就没有一点责任？ 这里面有许多具体的折磨，毒打，拷问，抄家，甚至逼死人命，难道是根据他老人家和四人帮的具体命令？这里面有多少是揣测圣意的结果?有多少是为了借机表现自己而不惜牺牲他人的结果？
文革后，很多人轻轻一推，就把责任统统推到四人帮头上，似乎自己一直纯洁无暇得像个天使， 真够恶心的。
同样道理，从前同我们一起骂贪官的人，嫉恶如仇，慷慨激昂，踌躇满志，俨然早期周总理的形象。结果后来贪污腐败到了荒淫无耻的程度。所以我说，在中国实行民主，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我们的国民，只是自己没有当官的时候喜欢吆喝民主，吆喝反腐，当了官之后就不再吆喝。
岂止个人如此，政党，社团，似乎也都是这样。看看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有关民主的言论， 同后来所谓的“右派”言论，简直如出一辙。同样的言论，共产党喊得，而后来的民主党派或人士就喊不得？这真是整你没商量。
所以， 反贪反腐，那都是台下人的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谁掌了权，上了台，想法和做法就会改变，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有鉴于此，中国老百姓，对于花言巧语务必要当心，因为那都是不靠谱的事儿，无论这花言巧语来自何人，来自哪个政党或者社团。
要说崇高理想，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比早期共产党人拥有更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然而，就连共产党这样当初一个简直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的组织都能腐败到今天这种地步，其余的也就不用提了。所以，时下有些人，在网上动辄高呼打倒共产党，似乎共产党倒台了，咱中国就民主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真是痴人说梦！照我的估计，共产党倘若倒台，换个别的党上台，表现恐怕会比共产党更差！你就是不想贪，周围的马屁精也要推着你贪。
中国近代史上，清朝灭亡，袁世凯上台，然后是北洋政府，然后是蒋介石，然后是共产党。清朝就不说了，后来的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把自己摆在道德制高点上。前任是狗屎一团，只有自己是香饽饽。早知道大哥二哥都差不多，又何必折腾几十年，死伤几千万，甚至导致日寇入侵？又何必由私到公，再由公到私？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谁都别轻易再动更换政权的念头，因为大哥二哥都差不多，更何况，二哥很可能还不如大哥，这还不算大哥倒台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甚至动乱甚至战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