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分离的几个瞬间

缪熙怡

分离

1978年2月，利宁和我一起乘火车从昆明到北京，耗时68小时。 此前我俩是同一家工厂的同一批学徒工， 高考期间曾因临时需要在同一张办公桌上同事三个月，每天晚上则在同一张书桌上挑灯夜战复习高考，堕入爱河。此时还在热恋之中，并不觉得路途难熬。到北京后，我直接去清华大学报道，她则休息两天，抓紧机会又和我见了一面后再乘16个小时的火车去现在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当时，大家还习惯用它的前身，哈军工称呼它） 上学。这一别除了假期，我俩至少得分离4年。

当时，粮食和肉类都还在限量供应。我在北京，定量是每月7斤大米，9斤玉米，和19斤面份。 就米饭不能每餐都吃。其它季节蔬菜有三四种选择，冬季只有冻大白菜和土豆 。肉有钱随时能吃到。利宁来看我时吃过我的食堂，直接定义为天堂伙食。她在哈尔滨的生活就有点悲催了。一个月2斤大米，每天喝碗粥都不够。5斤面份，隔天可以吃一顿馒头，其它时候用玉米面或者更难下咽的高粱面窝窝头充饥 。蔬菜则一年到头白菜、萝卜、和发芽的土豆。每个月还保证可以吃上半斤猪肉。

那时唯一的通讯方式是写信，我俩来回写，一个多星期一个来回，写了不少两地书。相互欣赏、互相学习，思想相通，心灵上的距离并不远，但肌肤之亲就不易了。一年两个假期，一个月的冬假回昆明。路途遥远，利宁在北京停留后和我一起来回，路上就得花去一个半星期。回昆明后，两人多数时间得分别和各自的家人朋友在一起。夏天时间长些，利宁总到北京来和我见面。天气太热，公园约会呆不长。我住学校六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幽会几乎不可能。利宁要么住她佬佬家要么住在离我学校不远的她二哥家。她佬佬家有7-8口人，她哥与岳父母同住，岳母退休在家，都不便亲近，见面后多只能一本正经地面谈。

四年就这样过去了。1982年2月，利宁毕业，我的学制长点，要夏季才毕业。计划是我在北京考研究生，她争取分到北京，这样我俩就可以团聚了。突然，有几个星期我都没收到她的信。有事发生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很着急。信来，让我周末去她二哥家见她。

见面后，发现她心情非常不好，表情严肃，和以前很不一样。她二哥全家在，我俩在客厅里分开坐下，进入会谈。她告诉我她被分配到南京的一个研究所了，次日就要离开北京去报到，特意来见我一面。我有点吃惊，利宁的父亲曾经在她学校的前身，哈军工，的一个系担任过领导职务。如果找关系帮忙的话，分北京的事是应该可以搞定的。她父亲没帮忙，有两个可能性：一，对我不满， 不愿帮。二，我认为更可能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不要帮忙，想自己搞定。

利宁性格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都想自主自立 。年少时，凭自己的努力，非读书人家庭出生的她成了县里的中考状元。这种闻所未闻的事她都能做成，还有什么事她做不到呢？ 考上全国重点大学更增强了她的信心。高考时她和我在一起，我很清楚她家里没有提供过任何帮助，为此她还向我抱怨过。她平生非常在意别人对干部家庭子女凭祖上庇荫成功的批评。由于很少朋友知道她的家庭背景，经常会有人在一起闲谈中聊到这个话题。她当时一言不发，但事后总会对我说，并非人人如此。虽然从不用提及自己，但总会告诉些自己努力成功的干部子女的例子。

利宁和我都没有对过去的事追根寻源，纠缠不休的习惯。我没问，她也没讲分配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这事对她的伤害很大。她以后从不提及她学校也基本不与大学同学联系。重要的是我知道，如果这次她都不寻求家里帮忙，以后任何事她都不会求助任何人了。她很倔的。

她接着说的，对我就是晴天霹雳了。她说她前前后后已经仔细考虑了很久，决定终止我俩之间的男女朋友关系，以后做个不见面的朋友。过去四年，我俩真是男女朋友的日子屈指可数，已经够痛苦了。以后她能来北京和我团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知道我很不喜欢也肯定不会愿意两地分居，她也一样。想来想去，长痛不如短痛， 最好现在分手。

我说我可以考南京的研究生。她当即让我断了这念头。她说，从一开始，你就强调我俩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我完全同意。如果你这样做，那我就欠你个人生了, 谈何平等，绝对不成。我知道她要和我结束男女朋友关系的想法是深思熟虑过的，但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考察我，看我的态度。解决两地分居难上加难，她需要我的冷静认真考虑。但她绝不会接受我的妥协方案。

在我俩平时的交谈中，我更讲逻辑，利宁更有理性。遇到任何事，她都能理性分析，然后心平气和地接受分析的结果，不管是好是坏。但我俩相爱这事恰好并非逻辑或者理性分析能给出结果。可我俩当时是危襟正坐，只能理性分析。说来说去，只能达成继续保持联系，容后再议的共识。分离四年后，利宁和我再次分离。这次，就不知道还得分离多少年了。

愚蠢

分开后，利宁和我又恢复了一去一来的鸿雁传书；内容和热度并无任何变化，和从前完全一样。主要讲彼此身边发生的事。 我告诉她，我准备考科学院自动化所的留美研究生。并和她讨论了我面临的一个决择。我上学的自动化系知道我要考外面的研究生后，建议我考虑留校，由系里送我去日本东京大学读博。留校机会难得，且不用考试就可以留学，比考研风险小。但我不懂日文，心目中那时只有美国，且更愿意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年轻气盛，就告诉利宁我准备放弃。利宁对我能考试的本领从不怀疑，反正我也没其它本事，同意我的选择。

考试完后发生了点意外，我心情不佳信上也说不清楚，给利宁写信就慢了。她给我来一信说和她一起分配到研究所的两位男生中有一位不错，想进一步发展关系。我马上给他写了封信，叫她不要轻举妄动，我很快就会到南京。

我是一个周末到南京利宁单位的。见面后，她把我领到她的宿舍，告诉我她和一位南京小姑娘同住一宿舍，小姑娘周末回家了。话才完，我们就抱一起了，早忘了我俩现在只是朋友的说法 。利宁和我都够理性，尤其是利宁，她的理性只能用无所畏惧的勇敢来表达。我俩1974年相识，后因一起读禁书相知，在一同工作学习中相爱。我的理性曾使我迟迟不敢表达爱意，因为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她则认为自己毕业时搞砸了分配，她的理性认定她会拖累我的前程，不忍心。所以尽管恋恋不舍，她还是愿意给我机会。但爱从来都是非理性的，当两人在彼此的怀抱里时，是不会去理性考虑何日才能团聚的，只知道我俩谁也离不开谁， 只能相依为命。

爱意表达完后，我告诉利宁。凭借我一贯的愚蠢，我把出国留学一事搞砸了。那年，科学院自动化所招4名留学美国的公费生，我成绩排名第二。政审过、甚至还通过清华留过学的教授考核了我的英文，再通过出国体检，然后就让我等待出国培训通知。一天，系里告诉我自动化所管研究生的宣传科让我去一趟。 我去了，宣传科的一位干事开门见山就问 。听说你有位女朋友，是真的吗？我回答，是。然后她就问，名字是什么，现在在哪里工作。南京。问话结束，然后就没了。

再去询问，就是官话了。所里有自己将来的专业发展计划，派哪个专业方向的人去留学需要全面综合考虑，并不仅仅看考试分数。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等。说的冠冕堂皇，我无言以对。

中国自古就有户籍制度；即一个人只能在其户口所在地生活和劳作。当时北京有全国最严厉的户口管制，一个户口的黑市价格超过大学毕业生10年到20年的工资。像科学院自动化所这样的地方则有着最严重的两地分居问题。所里有不少研究人员已经分居十年以上。后来才知道，我研究生宿舍旁边住着的就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屈指可数的一位 。毕业后留所，所里不仅送他出国进修过，还给他分了极其珍贵的一间房，但当有单位可以解决他的两地分居问题时，毫不犹豫跳槽 。

按官话，我们都是机器上的零件，得听从组织随意安置。组织有自己的整体利益要考虑，当一个零件比另一个贵了点或者不那么可靠时，换个位置理所应当，且一定会发生。而零件则不管被组织安置在何处，都应该无悔无怨地为机器的有效运行做贡献。我明白，但为何还愚蠢，大家可以从我的个性甚至潜意识去分析，我就不多说了。

听完，利宁一言不发。她知道我有多努力过，算是为我默哀。除了默认我太愚蠢外，并没有责怪我，甚至都没有责备我不和她商量对策；她知道我也很倔的。然后说，既然事已过去，忘了就是。转而和我商量下一步。现在可以一心一意想办法把自己弄到北京了。一生，她再没和任何人包括我提过这件事。

利宁的家国情怀很重，且坚持有恩必报。如果我当年公费公派出国，她定会坚持报恩。我俩的一生也许就不同了。既然她和我对自己的人生并无抱怨，一切也许就是命中注定。

有墙在，我用头去撞，是我的愚蠢。没撞死，是我的幸运。但我仍然不会原谅墙。40年后，利宁和我参观了爱沙尼亚历史博物馆。馆中纪录了爱沙尼亚苏维埃主席团的最后一次投票，全票通过解散苏维埃。爱沙尼亚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当然是苏维埃这堵墙上最耀眼的几块门面砖。非常风光，需要机缘巧合、明真暗斗、祖上余荫才能成功，可仍然是被安置的。一天，砖有自由了，连最耀眼的门面砖都不在意毁墙走人。

晚饭后，利宁把我带到她信上说的那位男同学那里对他说，我男朋友来了，请帮忙在你们宿舍帮他找个住的地方。那个夏天，我晚上住男生宿舍，白天则呆在利宁的宿舍里。利宁不时抽个空回来和我幽会片刻。周末则一起去南京的风景名胜穷游。囊中羞涩，我俩从不进餐馆，总是在路边摊吃点馄饨。当年馄饨的美味终生难忘，欢声笑语记忆犹新。

旁观

1983年夏天，利宁到北京接受技术培训，周末先是和我约会，后变成一同去医院 。她父亲癌症复发，住进北京301医院。我和利宁父亲从未交谈过，我去就是静坐旁观。

周末是探望病人的时候，不时就有客人来。有两拨人很引人注目。一拨是秘书，代表上级前来 。见面大致这么说，“xxx首长知道你病了，但他最近实在太忙不能亲自来，特地让我代表他来看望你。首长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希望你好好养病，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和国家做贡献。” 另一拨是战友。记得一位来时大约是这样嚷的，“老吴，我来看你了。来前，我已经先去见过医生护士了。我告诉他们你是我红军时代的老战友，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给他们下了命令，让他们尽全力救治你 。他们已经答应我了。 别担心，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党和国家还需要你继续做贡献。”有的则会这样问候：“怎么搞的，这病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周围的人怎么也不提醒提醒你，要劳逸结合嘛。不过，你看起来很好。继续保持好心态，很快都会好起来的。”

不是宝贵财富，不能继续做贡献就不全力救治了？更何况，我觉得这些说话人更在意的是表白地位和态度，并非真关心体贴病人。我对这些话一句也听不进去甚至还有反感。我不知道利宁父亲的感受，也许觉得很中听？利宁则批评我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听人话好话。

1984年1月，利宁父亲病逝。利宁让我回昆参加葬礼。我不清楚我该以什么身份参加什么仪式，她家的其他人也不清楚。利宁一锤定音。小缪是我的亲人，所有仪式她都坚持让我和她一起参加。话虽这么说，我俩那时都没想到要订婚或者结婚。 天各一方，做什么都没有实际意义。至少在嘴上，利宁和我对 所有形式都不太在意。

1984年夏天，我第二年五月就要毕业，毕业后有两个去向，一是继续读博士，二是留所工作。这时我从同学那里听到可靠传闻，中国科学院系统将首开先河允许个人自主申请出国留学攻读学位。 告诉利宁我会放弃在国内读博士，马上就着手准备申请出国留学。

当年申请出国留学可不容易。不说一次托福（TOFEL）考试的费用就是我几个月的工资，许多人甚至没有办法换到报考需要的美元。申请得从人海中找出跟自己的科研有关或者能读懂其论文的教授开始，直接给教授写信说些自己明白点啥的话，和教授套上近乎。以后，找到合适的推荐人写优质的推荐信也非易事。最简单的拿到大学和研究生成绩单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最重要的是必须得到非常难争取到的全额资助，仅仅录取是不能成行的。整个申请过程非常费力费时。我告诉利宁，尽管希望渺茫，但我还是愿意全力以赴，假期就不去她那里了。她虽然非常想见到我，还是同意了，并告诉我她计划通过对调，即和一位愿意从北京去南京工作的人交换工作的方式把自己弄进北京，这可一点不比我申请到出国留学的机会大 。

结婚

1984年11月底，利宁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北京。我问她发生什么事了？她说，“没事，就是来和你结婚”。我一下子愣住了，目瞪口呆，这也太出人意料了。她说，“怎么，你不愿意吗”？我缓过来后忙说，“愿意，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过，怎么这么突然，也不事先告诉我。”她说，“我就是突然想起来马上就要和你结婚，难道不行吗？”当然行，我在所里开了个证明，去北京海淀区领了结婚证，就和她回我俩的老家昆明度蜜月了。

利宁和我对与自己有关的任何仪式都不重视，回到昆明，我俩谎称已经在北京办过婚礼，在昆明请双方的亲戚朋友吃了顿饭就算结过婚了。当然也就没有说过，“我愿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 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 ”但我俩知道对彼此的承诺，没有说出来，并不等于我们会不遵守。在昆明度了两个星期的蜜月，我俩的共同结论是，结婚真好。 其实应该早点结婚的，至少有机会呆一起时，可以亲近点。

由于我俩是匆匆结婚，双方家里都没有准备。 一天，利宁回家去，带回个金戒指让我一定戴上。说这是他外祖父革命一生积攒下来的一点碎金子，逝世前给了她母亲，她母亲把它打成一个金戒指送我。我知道利宁很在意这个戒指，戴上后，从未摘下过。反过来，我没任何东西送利宁。我父亲早逝，母亲一人供我们兄妹三人上了大学，我大学毕业后就不向家里要钱或物了，利宁当然也从不问我要任何东西。她工作后，也不再向家里要钱或物。我俩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研究生，工资维持生活和额外开支都够呛，什么都买不起互送；货真价实的裸婚，互送的就是彼此。多年以后，有能力买戒指了。我建议利宁买一个。利宁说她不需要，何况皮肤还有点过敏，戴了不舒服。我抗议，我戴你不戴，别人还以为你单身呢？利宁说，我的性格你知道，你觉得戴个戒指对我会有约束吗？

蜜月后，我俩又分开了，我北京，她南京，相隔千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生活一切照旧， 只是称呼上有点小变化。我从认识利宁不久成为书友后就称她为利宁，从未变过。结婚前，利宁在老缪和小缪之间互换。叫久了，我发现规律了。凡是她觉得有需要为我的书生气或者笨拙打园场时，我就是小缪，否则就是老缪。结婚后，小缪基本弃置不用，加了一个新称呼，我家老缪，宣誓一下主权。

第一个家

1985年3月，利宁再次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5月份毕业后就要开始工作的单位，带来一个大大的惊喜，我俩的两地分居终于结束了。我问她怎么办到的，她轻描淡写地回答。北京的上级机关要成立一个计算机中心，从下级研究所抽调技术骨干，但有个条件，需要在北京有家，因为没条件安排住宿。她既是技术骨干，我俩已经结婚， 算在北京有家，所以就被调到北京来了。

可我倆并没有可住的家。我那时仍然住在单身宿舍里。原来三人同住，一名叫王苏宁的毕业后要去科学院别的单位，北京有家不住了。剩下我和一位名为罗毅的军人子弟。不过是位特殊军人，1949年建国时奏国歌的军乐团团长，音乐家。罗毅家住北京，是我在清华不同系的同学，上大学前当过四年农民和生产队长，人很正直且非常风趣。当初我们三人住时，王苏宁和我有时会说几句政治不正确的风凉话，罗毅从不。一天，我俩正说，罗毅插话了。“我的家传是绝不说风凉话。我爸爸告诉过我们，当年他们行军打仗时，头晚上讲风凉话的，第二天就在井底了。我可不想去井底。”我打趣问到：“那我俩明天是不是就要去井底了？” 罗毅一本正经地回答：“不会了，你倆说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到过。”

自动化研究所我那届大多数研究生都在1985年及以后自己联系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就罗毅不为所动听从组织安排。1987年被公派到匈牙利去读计算机博士。1989年匈牙利变天，吃尽苦头。千辛万苦后碾转至加拿大。1997年全家到波士顿玩，住在我家。谈起往事，他说，他当年在匈牙利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敞开喝可乐。2007年他就因肝癌英年早逝，估计跟在农村和匈牙利吃苦太多有关系。当时，罗毅听到利宁和我的困境后，当即表示他早就打算搬回家去住了。马上收拾东西，把那间三张单人床的单身宿舍让给利宁和我 。

就这样，结婚快半年后，利宁和我终于有个赖来的一间屋子的家，连睡觉的单人床都是公家的，因为利宁得去骑自行车20分钟的单位上班，买了一部杂牌自行车，算是有了第一件固定资产。

尽管如此，我倆仍然只有高兴；尤其是为利宁能把自己从外地调入北京感到自豪。如此成就，闻所未闻，真比我申请去美国读博士还难。我所在的自动化所，两地分居10年以上的夫妇还大有人在呢。虽然囊中羞涩，我倆还是找到几样不贵但都喜欢吃的的东西，一是内蒙古草原里长的口蘑，一是泥鳅。我俩用一个煤油炉烧了吃。吃了不少次。小日子过的美美的。

出国

1985年4 月，又有好消息了。我被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提供了一份免学费后一学年（9个月）8，500美元的全资助。当时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换8.5人民币，初算一下，这个年收入已经大大超过我当时85年工资的总和了 。

当时去美国留学在科学院系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自费公派，即个人承担留学的所有费用，但仍然算是单位的公派留学生，拿交换学者J－1签证，将来的去向仍受国家（单位）的限制。另一个是自费自派， 拿学生F－1签证，脱离限制。选择公派的好处是出国留学需要办的所有手续，行程安排等都由单位负责办理；而自派就得事事自理了。

虽然允许自主申请留学，但让不让走仍需要所务会议批准。对此，我不是特别担心。 我没有北京个人户口，我的户口属于单位。在单位以外，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离开北京，所里就可以把我的户口用来从全国任何地方调个人来，解决一位员工两地分居的老大难问题。我无足轻重，但我的那个户口对所里（所领导）价值连城 。

我视独立自主为人生第一要素，故向所里申请了自费自派，用户口跟所里赌一把。利宁比我更了解中国的现实，不太赞同，但我指出我已经让所里办过一次公派，搞砸了，她也就同意了。 终于等来批准。以为就万事大吉了，不知道有的是磨难在等着我呢。

同宿舍的王苏宁同学也申请到了去美国留学，也选择了自费自派， 我俩一起通过中国科学院向美国驻华大使馆申请留学签证。他很快就接到面试通知，而我迟迟没有。向自动化所和中国科学院打听，没人理睬，称这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事，他们管不着。王苏宁是位非常热心助人的同学，在他面试时，替我打听了。拿学生签证，大使馆要面试，找不到我，只能通知我的“单位”，但没说单位是科学院还是自动化所。我是自费自派，自然不在任何单位公派留学人员名单上，公家的办事人员大概不觉得有义务把私人信息传给我。王苏宁是北京人，有当地户口，家庭住址，联系方式，单独存在，不知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是其它原因，他收到了面试通知。王苏宁在去大使馆取签证时，帮我约了面试，我才办成签证。

为这事，利宁和我很生气。当时出国，不管以任何方式都是要进学习班的，主要就是教育大家出了国，不要忘了自己仍然是中国人和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话说的大义凛然，当然正确。 可对一个普通公民，国家公务人员连传达个信息的义务和责任都不承担，这公平吗？不过， 零件有资格讲公平吗？

拿到签证后，所长办公室给了我一张需要盖十几个章的离职表去办离所手续，注销户口。我以为这就是例行公事，结果发现我错了。哪个办公室都不愿先盖。有时甚至相互推诿，都说对方得先盖。其中最关键的是主管所里出国事项的宣传科的章，好几个办公室都等着这个章。

我去宣传科盖章，干事要我给她所里同意我自费自派留学的正式文件。我让她打电话和所长办公室核实。她说她不打电话只认文件。 我无奈只好去所长办公室要文件。干事告诉我，所里没有为这种小事发文件的习惯。如果宣传科有疑问，打电话来问就是了。无奈，再回宣传科；无奈，再找所长办公室。两个办公室并不在同一层，那些天，我上楼，下楼，上楼，下楼，省略点字吧。跑了太多趟后，一位副所长不耐烦了，就让我听着，他给宣传科干事打了个电话，干事在电话里承诺会给我办。我以为这事就解决了，结果还是太幼稚。回到宣传科，干事仍然不给盖，告诉我她在电话里答应领导的是按所里的规定办，按规定我仍然需要给她个正式文件。我还能怎样呢？只好又去所长办公室，最后不记得是哪位副所长不胜其烦后陪我去宣传科才盖上章。此时我已经在崩溃边缘了。

宣传科干事显然是在故意刁难我。她就是为我办公费公派留学的那位。上次不让我走，还勉强可以说是为所里着想。但这次我走，会帮所里解决一位也是她同事十几年的两地分居，而她自己就是两地分居十几年后，从外地调到所里来的。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我怀疑大使馆面试通知也是她忘了告诉我。

我的理解是，这位干事受了十几年的磨难才解决了两地分居问题，已经变态。对他人，不是同命相怜，而是相恨；见不得别人少受一点点磨难。磨难有时候教会一个人的不是同情和善良，而是仇恨和恶毒。在所里，研究生和出国都归宣传科管，所以她知道我结婚不到半年，两地分居问题就解决了，而且也知道我出国一年的收入是多少，见到如此多的好事都落在我头上，她心里大概只有羡慕嫉妒恨 。唯有折磨折磨我，才能让她的心理稍有平衡。利宁知道我对这位干事很有成见，到美国后，特意对我说，她其实人不坏。你走后，我还赖在你宿舍里住了一阵子，去宣传科交涉，都是她在帮忙说情。后来我出国，需要办各种证明，我每次去，她都热情接待，积极帮办。

别人也许不懂自派和公派的区别，但她一清二楚。为什么她不刁难而是主动帮助利宁，我就不明白了。问题可能出在我身上，利宁待人接物温良恭俭让，讨人喜欢，再加深喑中国的官场之道、自有气场。从能办成只有超人才才能做到的调自己进京，就知道她的本事了。我恰恰相反，笨拙迟钝，完全不会和官场上的人打交道。且一看就知道是个软柿子书生，不捏我捏谁？

也许办事员不是坏人，也许是我的好欺负让我受欺负。但一个给人权力支配他人的命运，而被支配之人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体制，一个让夫妻不得不分开十几年精神变态的体制，一个不把人当人而是当零件的体制，仍然是个坏体制，我仍然不喜欢。

1985年8 月的一天早上，在一起度过我俩8年相爱里可以天天见面的短短4个月后，又要分离了。利宁不想太伤感， 还得上班， 就不到机场送我了。她二哥给我找了辆他工作单位去北京机场送货的小货车。我一个人带着装满了包括全套餐具 的两个大行李箱，兜里揣着向自动化所借的50美元和一张借钱买的机票，挤在一堆货物里启程离开中国。

我离开时，利宁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很快就可以看出身孕了。但她无处可居，只能暂时赖住在我的宿舍里，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后来身子越来越重，冬天也快到了，下班晚了就在办公室里过夜。她单位的领导是位女的，看到这情况，动了恻隐之心，亲自干预，才为她在单位分了一间房让她有个睡觉的地方 。

团圆

到美国后，和利宁的交流就很困难了。那时，还没手机、电子邮件，甚至连电话联系都办不到。一是没私人电话，二是一分钟几美元的通信费也不是我俩可以负担的，只能通过十天半月才能走一趟的普通邮件保持联系。利宁知道我在美国学习不容易，为了能拿到下一年的资助，学习成绩是不能有B以下的， 对我报喜不报忧。所以，我并不清楚她怀着孕，没有人帮忙，房里没有卫生间，工作还特别忙、在吃饭睡觉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是如何一个人艰难困苦生活的。以后，她也从没向我诉过苦， 抱怨过一句。

1986年3月，利宁在昆明生下我俩的大女儿，之所以把大女儿生在昆明是因为在北京她只有一间房，我不在身边，单位没有幼儿园， 全职工作是没法照顾一个婴儿的，只能让我母亲在昆明帮忙照看。利宁在昆明陪大女儿到半岁，恋恋不舍回北京后就和我商量下一步。 我来美国一年，假期也全时工作，省吃俭用居然存下几千美元，下一年的资助也争取到了，可以申请她们母女来陪读了。可一打听，我一个人的资助加存款，申请利宁来美勉强合格，但要申请母女一起来就不了。硬申请，肯定被拒，两人都来不了。讨论后，决定利宁先来，来后她也申请读研究生拿资助。两份资助就有资格申请大女儿来美了。这个决定，利宁纠结了一生。

1986年晚秋的一天，我去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打听办陪读的手续，想问问需要些什么文件才能办，好让利宁在国内准备。见到国际学生办公室主任，我告诉他我想为妻子办陪读。他说，好事，问了名字就开始为我准备申请陪读签证的材料。我迷糊了就问，我不需要提供证明谁是我妻子的文件吗？办公室主任也迷糊了，反问：

啥证明文件？你肯定知道你身边睡的是谁，不会不知道吧？倘若你都不知道谁是你妻子，还有谁会知道，又怎么能知道？除了你自己，其他人凭啥说谁是你妻子？（What proof documen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do know who sleeps beside you, don’t you? If you don’t know who is you wife, who else could know and how could he know it? Except yourself，how can anyone  else tell who is your wife?)

这话从逻辑上讲，无懈可击。 妻子和丈夫同体是彼此的“另一半”，不可能互不知道 。 如果丈夫都不知道睡身旁的妻子是谁，就没人能知道了，从何证起，谁又能证？ 办公室主任觉得需要证明谁是我妻子这事不可思议，就讲给其他教职员工听了。过了好久，还有教授向我核实，“在中国，夫妻关系需要旁证，真是这样吗？”

有同胞可能会问，没有证明，有人撒谎怎么办？重婚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是重罪，有可能吃牢饭。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问过一个哲学问题，“如果一个人撒谎比说真话好处更大，为什么要说真话？”对应的则是个常识问题，“如果一个人撒谎比说真话坏处更大，为什么不说真话？”在知道有白纸黒字为证的情况下，还会有人不仅仅傻还蠢撒谎自证重婚是违背常识的。所以，一个人需要旁证自己的妻子是谁，逻辑和常识都解释不了。对教授的问题，我无言以对，难道我可以说在中国逻辑或者常识都不适用？

1987年3月，在分离一年半后，利宁和我在美国重逢。我俩租了一套有两个卧室，厨房、客厅和卫生间的研究生公寓。不过，和当时所有省吃俭用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一套公寓总是两家分住。和我俩分住最久的一家，先生早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2023年回国时，还去拜访过。院士夫人谈起，她现在出行高铁非商务舱、火车非软卧不可。我俩还笑话她忘本。这次，我俩的固定资产也升级成一部二手车。境遇比在中国赖住一间屋， 一部杂牌自行车算有点进步。

到了美国，利宁没有和其它留学生太太一样去打工赚美元，而是分分秒秒用来学习英语和计算机软件基础知识。她想通过在美国读研究生实现从一位计算机硬件工程师到软件工程师的转行。当然，最想的是尽快把大女儿接来。我 1987年夏天回中国开会，想把大女儿带到美国。不出所料，申请签证果真被拒。要接大女儿来，只有利宁也尽快获得全额资助才有可能办成。

通过在计算机系上课取得好成绩和与教授交流，利宁1988年3月被康州大学计算机系录取攻读硕士学位。但读硕士，计算机系是不提供资助的。利宁睿智、 勇敢、外向、善于与人打交道的特长就显出用武之地了。全校几十个系，她一个个去打听，只要有线索就去追。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农业系找到了一个管理数据库有全额资助的研究助理位置，得以当年秋天就可以读研究生和为大女儿办理团聚。

1988年晚秋， 我在清华的同学宋安澜要来美国读博士后。宋安澜是浙江省1977年高考状元，人非常能干，乃请他帮办手续并把大女儿带来。一切顺利，我们全家终于团圆，喜悦过于言表。

大女儿来后，利宁和我做了一件没有其他留学生做过的事。因为便宜的公立幼儿园要排队暂时进不去，就把大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以儿童成长为中心的蒙特梭利（Montessori）私立幼儿园。小孩子学习语言的能力超强，蒙特梭利教学法也似乎很有效。第一天，大女儿就掌握了英语里No的准确用法。一个星期后就可以用英语表达自己的简单需求，比如说我要喝水，和描述简单行为，比如说红灯停。 两三个月后，当我们送大女儿去公立幼儿园时，她和老师小朋友交流已经没问题了。 蒙特梭利幼儿园当时一个月的学费可以买一部大屏幕电视再加一台柜式电冰箱还绰绰有余，几乎是一个人的全额助研金。

生命似乎轮回。2023年大女儿生下大孙女，两个半月后被送进一家蒙特梭利幼儿园。小女儿小时候进的是一家说汉语的家庭“小熊猫幼儿园”。2024年小女儿在利宁病房下面低两层的同一病房里生下小孙女，两个半月大被送进一家说汉语的正规“小熊猫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