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拆迁与权力的边界

19大之后，随着北京的新官上任，北京的大动作连连发生，先是拆迁违章建筑，驱赶外来务工人口，接着又开始猛拆招牌，许多庞大的，堪称地标的招牌被从各种宏伟，不宏伟的建筑物上拆下来，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建筑物。

招牌一拆除，特别是一些大的招牌一拆除，颇给北京的居民，包括司机在内，平添了找不到北的感觉。眼中那个熟悉的北京突然变得陌生了，连给人指路都增加了麻烦。

为什么要拆这些招牌，它们招谁惹谁了？

一开始的说法是，拆招牌是为了显示北京应该有的天际线，后来又出来一种说法，说拆除的招牌里面有不少是违规的，言外之意，拆除的是违规招牌，但是又不明确说只拆违规招牌。

究竟是什么原因？到现在都没有讲清楚。两种说法都似乎在犹抱琵琶半遮面，似乎其中有难言之隐。

假如原因不止一个，这两种说法中，哪一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呢？

先说第一个原因。如果说是为了北京的天际线，无非是说招牌影响美观，有碍观瞻。那么，是否拆了招牌北京的天际线就会更漂亮？从网上能看到的拆前拆后的对比图来看，似乎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不仅没有变得更漂亮，在我看来，拆除招牌后的北京建筑变丑了，因为它们一下子变得光秃秃的，好像一个警察没有戴大盖帽，瞬间没有了那份应有的权威。

即便是拆除违规招牌，那么，什么样的招牌才算是违规？拆除有没有一个标准？是否违规的才拆除，不违规的就不拆除呢？照现在的情况看，似乎是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拆除，哪里有区分呢？所谓违规一说，很可能是后来觉得不妥，怕引起太大的反弹而编出来的说辞。

就算确实是为了清理违规的招牌，那么，问题就来了，违规的招牌当初为什么就允许安装呢？如果从一开始就制定详细的规则并严格执行之，现在哪里又需要来做这么一件招人怨恨，而且造成巨大污染和浪费的事呢？

身在美国，只好用美国的招牌规定做个对比。对于招牌，美国的每个城市都有详细的规则。制作招牌的公司按照规则设计和制作，设计必须送交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只有批准之后才能够安装。通过批准的招牌永远不用担心被强制性拆除。

即便是后来的规定改了，使得以前安装的招牌不再合乎新的规定，按照美国大多数城市的惯例，此前的招牌不受新规定的影响，仍然可继续使用之。对美国的法律法规略有了解的人大都知道，美国的大部分规定都受所谓“爷爷条款”的制约，即在新规定生效之前已经经过市政机关批准的项目，均可继续存在。新规定只适用于从某一时间节点开始的新的项目。

无论是为了天际线也好，是为了清除违规招牌也好，北京是首都，首善之区，在政策方向上向来领全国风气之先。北京带了这么一个头，北京拆除招牌的行动是否会扩展到其他城市呢？中国有那么多城市，有那么多招牌，是否都要以北京为榜样而跟进呢？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和澳门的招牌是否也要向北京看齐，合规者留，违规者拆呢？看过香港繁华地段的招牌，那才叫一个乱！跟香港的招牌相比，北京的要整齐多了。如果按照北京的标准，则香港的招牌很可能大部分都不合规。

从经济角度来看，一个大招牌的价格实在是不菲。商家也好，政府机关和学校也好，制作和安装这些招牌不知花了多少钱，多少代价，就这么匆忙给出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匆匆忙忙就来个大拆除，岂不是太过分了？

政府机关，学校等等吃皇粮的单位没有了招牌，似乎影响还小一点，至少，国家不会因此减少拨款，其中的工作人员不会少一分钱的工资。而商家就惨了。不仅制作并安装一个招牌价格不菲，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否则，也不会有这么一句话，小心砸你的招牌！把商家的招牌拆除，对商家的影响有多大，这些制定拆除政策的人想过吗？

招牌对中国的单位的作用甚至大于招牌对于西方单位的作用。西方国家的招牌主要是为了提供信息，因为西方的文字是字母组成，纯粹表意和表音。而汉字是象形文字，招牌不仅提供信息，还起到一个书法的美观作用。那么多的招牌，其中不乏书法家的得意之作。瞬间拆除，没得商量，不予补偿，有点太粗暴了吧？

北京的以上大动作，总让人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人们怀疑的第一点就是，可能某位领导对某种现象不大喜欢，对此表达过意见。恰逢19大权利重组，北京市的新一把手为了充分表现自己的忠诚和魄力，于是大张旗鼓拆之。要说那么精明的官吏，对这样做会造成的恶果心中无数，谁也不会相信。但是，那些后果跟这样做给将来的晋升之路所可能奠定的基础相比，实在不值一提，所以不计后果，决意为之。而所取得的效果，可谓事与愿违，不仅没有给上司分忧，还把上司置于非常被动的政治漩涡之中。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拆迁违建建筑，驱赶 ”低端人口“，应该是第一把火，而拆除各种招牌，应该是第二把火了。第三把火烧向何方？此时还无从猜测，很可能又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方面。

北京市政府的这几个不得人心的大动作，所折射出来的意蕴，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而使得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士不免担忧。

担忧的第一个方面，是这些动作所反映的决策方式。上年纪的人都知道，在文革年代，最高领袖常常有最高指示下达。那时候的很多事是运动方式来办的。一个指示下达后，地方政府雷厉风行，那是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率而操刀是免不了的。大跃进，三面红旗，不都是这么搞起来的？领袖的个人喜好和个人意志，取代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考和决策程序，这次北京的这几个动作，让人们感觉到了文革的影子。

担忧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领导人越界的事。

社会上有很多行业，各行业有各行业的专门技术或者学问，精通某种技术或学问的人，人们称之为专家。政府官员也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在中国这么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里，官员当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官员即便是执政的专家，也很难成为其他方面的专家。即便是除了执政之外，还学了某门技能，成为某一两个方面的专家，也很难成为多个方面的专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有一种决策风险，就是官员，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官员，一旦大权在握，很容易逐渐变得自我膨胀，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其结果就是倾向于对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从而造成损失甚至灾难。

比如毛泽东，堪称政治高手，军事奇才，文章圣手，诗词大家，演说大师，谋略大师，书法家，但是即便这么一个伟大人物，他的知识面也是有限的。比如，搞经济，毛泽东显然不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但是他就是要插手经济，以至于造成了大跃进等不堪回首的局面。

毛泽东早年并没有把自己看得无所不能，据他的回忆说，他最初的理想无非是想当个教书先生。之所以后来变得主观和独断专行，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另外有个原因就是搞一言堂，阻塞了言路，从此听不到不同意见，被马屁精们给包围了。被马屁精包围之后，整天听到的都是皇上圣明之类的阿谀奉承。 久而久之，逐渐觉得自己伟大的不得了，甚至觉得自己无所不通，无所不能，于是对一些事物就喜欢发表意见。而意见已经成了圣旨，下边的马屁精不管是令箭还是鸡毛，统统当作令箭来处理。比如说，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结果马上就被一位记者报道出去了，于是全国纷纷组织人民公社。

就好比一个正司机驾驶一辆车，本来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但是一走神走偏了，副司机本来应该告诉正司机，说偏了偏了，赶快矫正方向。但是在一言堂的环境里，副司机不敢指出错误，反而吹捧正司机，说方向正确，完全正确。不仅嘴上奉承，手上还顺势加力，车子不翻才奇怪。

现任领袖是否会变得像毛泽东一样主观武断？现在还不敢说。但是，从这次北京政府的大动作看来，人们的忧虑多多少少是有一点道理的。一个领袖人物，不能以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一项影响千万群众的政策。即便是有些事物不合自己的意，恐怕还是需要仔细斟酌，仔细谋划后再考虑通过什么程序来采取行动。古人讲究师出有名，今人又何尝不如此呢？

即便英明神武如毛泽东，当年不顾梁思成的苦苦劝告，执意拆掉北京城墙，不也是犯了一个巨大的，不可弥补的错误吗？

当年拆除北京城墙的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跟现在的拆招牌的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又何其相似乃尔！即便是当年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梁思成还有时间申诉，为自己的主张辩解，而这回拆招牌的动作之神速，拆之前连质疑的声音都没有听到， 似乎还不如当年的决策透明。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关于赫鲁晓夫的笑话。

赫鲁晓夫当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参观过一个画展。参观的时候，他用手指着抽象派艺术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的作品说：”就是一头驴子用尾巴甩，也能比这画得好。“

艺术家反驳说：“你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批评家，而且在美学上你是一窍不通的。”

赫鲁晓夫大怒，说：“我当矿工那会儿不懂，我当基层干部那会儿也不懂，我在那么多升迁的台阶上我也不懂，但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吗？”

可见至少在某种情况下，权力能够使人傲慢，使人自以为什么都懂。

但愿中国的领袖不至于重复赫鲁晓夫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的无知和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