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Author: 戴晨方律師

近日,麻州最高法院就 CHARLES M. LIEBER vs.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 another 一案作出判决。本案中,原告查尔斯·M·利伯 (Charles M. Lieber) 就初步禁令动议被驳回提出上诉。在该动议中,利伯试图要求其雇主(哈佛大学)根据赔偿政策, 为其支付在面临刑事指控时所产生的律师费和开支。法院得出结论,动议法官没有滥用自由裁量权,并确认该动议被拒绝。

 

      1991 年以来,利伯一直担任哈佛大学教授,除此之外,他还曾担任主要由两个联邦机构资助的研究小组的首席研究员,分别是国防部 (DOD) 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申请和接受这些补助金时,哈佛和利伯必须就外国合作和重大财务利益冲突(包括从外国收到的资金)进行披露。

 

      根据利伯的哈佛邮箱账户,在2011至2013年之间,他与中国的武汉理工大学签订了三份合约。根据这些合约,他会在三至五年中组建研究团队、从事研发、指导学生、并发表文章。同时,他将获得报酬以及某些费用的支付和补偿。根据其中两个合同,利伯每月的工资超过50,000美元。其中一个合同涉及到他参与中国政府用以招揽外国人才的“千人计划”。2012至2017年,利伯为武汉理工大学提供服务并从中收取报酬,在他的指示下,这些钱有一半通过存款方式分发给他在中国开设的银行账户,另一半则以现金形式在他来访中国时提供给他。

 

      自2012年以来,哈佛大学要求像利伯这样的员工上交海外财务活动报告(FARs)以及披露表格(FCOIs),而利伯在2012至2019年期间共上交了17份此类报告,却从未提及自己与武汉理工的联系。2018年,美国国防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注意到了利伯的行为。利伯在一次调查中否认了曾参与过“千人计划”,而哈佛大学基于利伯的保证,也同样否认了其与武汉理工的联系。

 

      2020年,利伯因欺骗政府机构、逃税以及其他几项指控被正式起诉,而他则否认全部指控。利伯随后基于哈佛大学的“赔偿政策”要求哈佛大学支付其律师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哈佛大学的“赔偿政策”规定其赔偿合资格人士因担任涵盖角色而参与的刑事诉讼所产生的费用。“涵盖角色”包涵在哈佛的任何行政、执行、管理、专业或信托角色,或应哈佛的要求和利益,在任何其他公司、信托或组织中担任相应角色。除此之外,只有在教员受雇范围内的活动,才能给予赔偿。

 

      哈佛执行副校长凯瑟琳·N·拉普(凯瑟琳)回绝了利伯的请求。她认为利伯不属于“涵盖角色”,并且利伯的行为不在受雇范围之内。此外,凯瑟琳还认为由于利伯的行为存在蓄意隐瞒和欺骗,违反了哈佛的政策,因此不适用于“赔偿政策”。

 

      利伯于是对哈佛大学提起诉讼,指控包括违反合约及违法公平交易等。他还递交了作为此次判决核心的动议,希望法庭下达初步禁令以要求哈佛大学赔偿其律师费用及开销。初级法院驳回了此动议,利伯因此向麻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法律规定,如果动议方不能证明其案情胜诉的可能性,则不会授予初步禁令。在这里,利伯的成功取决于哈佛赔偿政策中的含义。尽管受法规监管,但公司赔偿政策在本质上被视为合同性质,并根据合同法的传统原则进行解释。法院认为在本案中,哈佛大学的赔偿政策表述清晰且意义直白,因此哈佛大学在评估之后拒绝赔偿利伯是符合其政策的。此外,法院认为利伯无法证明哈佛大学的赔偿政策违法了公共政策,因此法院无法强迫哈佛大学对其进行赔偿。

 

      考虑到哈佛赔偿政策中的明确语言和相关的事实,特别是利伯自己的电子邮件所揭露的事实,法院认为动议法官在她得出结论时没有滥用她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初步禁令的动议被适当地拒绝了。

 

【本文参考资料是麻州最高法院判决意见书https://www.mass.gov/files/documents/2022/01/10/k131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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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州最高法院将很快在麻州做出关于特许经营许可人(FRANCHISOR)对被许可人(FRANCHISEE)认定为与员工还是独立合同工的问题做出判决。原告特许经营被许可人Patel及合伙人状告被告7-Eleven 特许经营许可人,主张原告不应该被7-Eleven界定为独立合同工,而应该是雇员。作为雇员,他们不应该被要求支付工资外的商业开销及巨额许可代理费。如果法院支持7-Eleven这样的特许经营许可人雇主称他们的雇员为特许经营被许可人,则为逃避麻州的工资和工时法律开辟了新的途径。零工经济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如Uber和Lyft的前身SuperShuttle就曾认定他们的司机是特许经营被许可人。如果麻州最高院开了这道门,其他行业也会迅速效仿。

被告7-Eleven则与原告观点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原告是特许经营被许可人,除了拥有商业利益和重要房地产权益外,经营着百万计的生意和拥有大量员工,以及每年产生几十万元的收入。原告意图改变自己经营业主身份为雇员,以挽回他们在经营中百万元的损失。

对同样此案,麻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Gorton认为在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制定的特许经营权规则和独立合同工法律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在2020年9月10日撰写的意见中,认为按照特许经营权规则标准认定的特许经营被许可人不可能是雇员,这会威胁到特许经营的商业模式。而GORTON法官所在的上诉法院,美国第一上诉巡回法院,则认为这个判决没有触及一个问题,即,对于“麻州独立合同工法律”的界定法规与特许经营规则适用之间的关系问题。

麻州独立合同工法律规定(MGLC 149, 148(B)),任何为雇主提供服务的人都自动被归类为雇员,除非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可以被界定为独立合同工。(1)其提供服务的人在服务过程中不受雇主控制和指导,(2)其提供的服务不是雇主的主营业务,以及(3)其提供服务的性质可以是自由职业者的业务。

问题的争议焦点在于“控制权”,是用来分辨提供服务的人是雇员还是独立合同工的一个主要的标准。通过证明特许经营被许可人不受控于特许经营许可人的服务,来说明特许经营许可人满足了特许经营权规则的要求,即特许经营权人在经营管理模式中施加了重要的控制权,是比较困难的主张。

但是本案的原告坚持认为特许经营规则与麻州独立合同工法律规定没有根本冲突,因为特许经营法只是强制性的特许经营许可人对特许经营被许可人进行商业信息的披露(DISCLOURE),并没有实质性地对双方的关系进行定义和管辖。原告进一步认为,被告7-ELEVEN可以同时简单地遵守和执行这两项法律,但他们却人为制造了矛盾,以逃脱麻州工资和工时法。

Gorton法官的判决很大程度依赖于麻州最高法院2015年的关于独立合同工法律和房地产行业的关系,但这本案指明BROKER代理人对AGENT经纪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并不适用本案。相反对被告7-ELEVEN来说,Gorton法官得出了一个准确且必要的结论,特许经营许可人对特许经营被许可人实施的重大的“控制”,才是特许经营的精粹,它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对同一家服务商的服务质量和形式的期望以及商业的一致性。

GROTON法院的这一观点在商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包括美国商会,金融服务协会,麻州零售商协会国际特许加盟协会和Dunkin’品牌。金融服务协会法律顾问认为,特许经营权规则不是为了工人分级而行使控制权的问题,在麻州和美国联邦法律中,认可独立财务顾(FIANCIAL ADVISOR)为独立合同工的做法由来已久。

我们拭目以待麻州最高法院的对此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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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麻州联邦地区法院NATHANIEAL GORTON法官做出一个关于法院对被告“个人管辖权”的判决。原告MOTUS LLC是注册在特拉华的公司,其主要经营地在麻州。去年4月,原告状告被告公司CARDATA CONSULTANTS INC.商标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被侵权的商标为CORPORATE REIMBURESMENT SERVICE。被告公司注册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在纽约和科罗拉多有办公室。被告要求法院撤诉,理由是麻州联邦法院对被告公司没有管辖权。GORTON法官同意被告主张,判决诉讼撤销。所以案子在联邦法院里维持了一年半,在法院是否可以受理此案上做了判决被流产,失去了去审理实质性的判决的机会。

 

在案子备案法院之后,被告律师都应该考虑本法院对被告是否有管辖权。管辖权从双方所在地及标的大小等方面考量。几乎所有州的法院都分为州立法院和联邦法院系统。如果原告和被告是不同区域的“公民”以及争议标的大于75000美元,或者案子中涉及法律有联邦法律,案子可以在联邦法院审理。管辖权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称为“个人管辖权”。在满足其他管辖权的条件之后,法院还必须要对被告有“个人管辖权”。对公司当事人来说,如果公司在麻州注册、有系统性的持续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和本诉求有关的部分事实发生在麻州,都会满足个人管辖权。如果公司没有任何上述的行为来满足个人管辖权,公司的网站也不能帮助建立个人管辖权,除非网站上有内容证明公司把麻州的群体作为特定的商业目标,故意地诱导位于麻州的居民或商业团体作为其客户,或者公司通过网站产生从麻州来的营业收入。

 

本案的被告公司是加拿大公司,在麻州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客户。公司确实有一个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上的网站,包括麻州的居民。但是,麻州所在的联邦第二巡回法庭的判例法明确规定,“在互联网的情况下,我们要求被告有比拥有一个网站更多的”行为“才能满足麻州的法院的个人管辖权。此行为应该是通过网站与麻州居民或公司, 在事实上有目的地从事商业活动或商业交易“。被告公司如果利用网站,有计划的故意的诱导麻州居民和商业团体的购买和商业行为,或者从麻州收取很多营业收入,都会导致麻州法院对被告公司的个人管辖权。

 

原告同时争辩,依赖于麻州联邦法院二十几年前的一个判例,被告公司侵犯原告商标的行为,产生于其故意地把目标对准主要经营地位于麻州的公司,这是和本诉求直接有关的部分事实,应该满足个人管辖权的要求。GORTON法官拒绝此争辩。理由是原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的侵权行为是故意的,或者被告知晓原告是主要经营地位于麻州的公司。更重要的是,如果任何一个被告公司,都可以由于在没有实质的证据的情况下,被原告状告某个非法行为是针对麻州的公司或个人,而那么轻易地满足法院的个人管辖权,那么麻州联邦法院将会面临象洪水一般剧增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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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用网络从事经营活动并且要求客户审核同意网上条款的商家,请大家谨慎地审核贵公司是以怎样的方式通知到客户网上条款,是否在要求客户生成账户或发生购买行为之前,给客户足够的时间去理解网上条款,并且用非常清晰的方式得到客户的同意。

 

2021年1月4日,麻州最高法院对Christopher Kauders 和Hannah Kauders状告UBER一案中,UBER强行要求用仲裁方式解决与客户争议的问题作出判决。法官认为,虽然UBER网上条款里界定与消费者的争议用仲裁方式解决,但是这个网上的协议条款无效。这个判决无疑对网络服务商要求消费者签署网上条款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两位原告是使用导盲犬的盲人,在要求使用UBER时被遭到拒绝。原告在法院起诉,但是UBER要求使用仲裁来解决争议,理由是原告与所有客户一样,在登记成为UBER客户时,在网上的客户使用条款下打了勾,表示阅读并同意。仲裁判定UBER胜诉。但是,当UBER要求法院确认仲裁结果时,法院驳回允许该案子用仲裁解决的决定,认为UBER客户的网上登记过程中,由于缺少把其网上条款合理地通知给客户,所以这个登记过程不构成一个合同。UBER不服向麻州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维持地方法院判决。

 

最高法院认为,商家给消费者的网上条款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才能构成一个合理的合同,(1)给消费者条款的通知必须合理,及(2)消费者同意条款的表示方式必须合理。法院认为UBER要求消费者同意条款的表示方式不合理,比较模糊。UBER要求司机第一次表示其同意网上条款用了该语句,“请确认您阅读所有文件以及新的合同“,之后,UBER又要求司机第二次表示同意网上条款。但是UBER对客户既消费者表示同意网上条款的要求却没有那么清晰。客户被要求输入信用卡信息时会看到这样一个通知,”由于我生成UBER账号,我同意UEBER网上条款及私有信息规定“,但是法院发现,消费者可能都看不见这个通知就顺利地的登记账户,或者都没有机会去理解这个通知的法律意义就按了”完成“键。法院认为UBER没有满足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所以这个与消费者签订的网上合同没有法律效力。

 

在麻州用网络经营和完成消费者/客户购买的商家,一定要注意在生成网络条款时,提供给客户足够的清晰的通知。不然,一旦与消费者发生矛盾,需要依据网络条款对消费者强制执行的时候,消费者就可能对该网络协议的法律效力提出挑战。如果需要该方面的法律意见,请联络LION’s LAW.

 

CONNIE DAI

August 2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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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是位于BURLINGTON的一家公司,被告为一原国家级运动员,曾经获得世界级比赛的亚军以及季军。原告曾经雇佣被告为其公司的教练。被告于今年4月中旬提出离职,6月中旬正式离职。被告在离职之前成立其自己的公司,在离职前几天,通知原告的客户其即将离职以及其新公司的信息。而原告在被告提出离职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因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教练则被迫停止营业。原告认为被告违反麻州商业机密法律,滥用原告的客户信息诱导客户离开原告并加入被告的新公司。原告也认为被告违反麻州判例法中作为员工不应该利用雇主的商业机密为自己谋利的责任。在法院对于禁止令的听审中,原告出示了雇佣合同,声称被告违反合同中的非诱导条款、非竞业条款、以及保护雇主机密信息条款,但均被被告否认签署过或者见过此合同。在庭审中,原告承认其与大部分客户有一个微信群用于日常的沟通和更新,对于此行为,被告认为客户信息属于商业机密的程度已经被削弱。同时,原告公司的一位客户也作为证人出庭,其证词证明被告确实通知其离职和自己的新公司。该客户声称,被告清楚地告知家长,他们应该自己做决定选择留在原告那里还是加入被告。客户同时声称,她选择加入被告是因为维持同一个教练以及被告国际级的经验和教学方法对孩子有最大的益处。

根据麻州法律,原告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律要素法官才会对被告发出禁止令:(1)原告有很大的可能性在其提出的诉求上胜诉;(2)原告所受到的损失是不可以用钱弥补的;(3)如果法官不给予禁止令,给原告的伤害是是远大于给予禁止令带给被告的伤害。而在此禁止令的判定中,首先,法官无法判断合同是否真实存在。我方在听审时质问原告,如果合同存在,其为何没有在申诉书里提出违反合同的诉求,为什么在时隔三周的禁止令的听审中才第一次提出。法官在其意见书里指出,这个案子存在法律和事实的争议,被告诱导客户的具体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所以第一点条件就比较难满足。关于第二点条件,法官的结论是,原告就算有可能赢得所有诉求,它所受到的损失也是可以用钱来弥补的,并不满足第二个要素。尤其,因为被告获得的客户数量相对较小,也不足以构成对原告巨大的伤害。

麻州在2018颁布本州第一个商业机密法令,在此之前的偷盗滥用商业机密的诉求都是基于判例法。在此法令里,客户信息第一次被正式界定为商业机密。但是,如果该客户信息的所有人没有采用合理的手段保护客户信息的机密性,那么客户信息可能不属于商业机密。所以,我方对原告的客户信息是否构成商业机密进行挑战和反击。

其次,虽然雇员诱导雇主的客户(solicitation)离开雇主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依据合同产生的一个责任,但是在雇员就职期间,即使没有合同,但在判例法下,也会被认定为雇员对雇主的有相应的职责。非诱导责任必须合理才有法律效力,如果双方同意的条款限制第三方进行商业交易的自由,很有可能被认为不合法。在麻州联邦法院Gertz, et al v. Vantel International/Pearls in the Oyster Inc. et al (Civil Action No. 19-12036-FDS, July 14, 2020) 一案中,原告是被告公司的前雇员,在职期间签署的协议中包括非诱导条款。原告要求法院认定该条款不合理而没有执行力。法官同意原告的主张。条款规定:“雇员不能引诱或接受任何雇主的独立合同工、顾问、客户或者潜在客户”。因为该条款限制了雇主和雇员合同之外的第三方去和雇员(原告)进行商业活动,所以被认定为不能执行。而在我所代表的本案中,我们也声称,如果法官强制要求被告不能接受原告的客户,这等于在限制客户与被告产生商业行为的自由,这是不符合麻州法院判例法所规定的。所以最终,基于以上理由,法院驳回了原告的禁止令的要求。

 
 
 

Connie Dai, Esq.

 

August 2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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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Chapter 16 of the Acts of 2021, from May 28, 2021, the employer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employees up to 40 hours of COVID-19 Massachusetts Emergency Paid Sick Leave (MA EPSL) when the employees are unable to work due to specific qualifying reasons related to the pandemic. The MA EPSL is effective until the earlier of Sept. 30 or until reimbursement funds are depleted. Under MA EPSL provisions, such sick leave benefit is in addition to existing paid time-off benefits offered by employers or required by law (such as earned sick time), subject to some limited exceptions. While all employers (excep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the MA EPSL, they are eligible to be reimbursed for the costs of MA EPSL from a newly established state fund.

 

Qualifying Reasons for Leave

Under the MA EPSL, all employees are able to take the leave if it is due to following reasons:[1]

an employee’s need to:

  • 1. self-isolate and care for themself because they 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COVID-19;
  • 2. get a medical diagnosis, care, or treatment for COVID-19 symptoms; or
  • 3. get or recover from a COVID-19 immunization;
  • 4. an employee’s need to care for a family member who:

  1. must self-isolate due to a COVID-19 diagnosis; or


  2. needs medical diagnosis, care, or treatment for COVID-19 symptoms;


  3. 5. a quarantine order or similar determination regarding the employee by a local, state, or federal public official, a health authority having jurisdiction, or a health care provider;


  4. 6. an employee’s need to care for a family member due to a quarantine order or similar determination regarding the family member by a local, state, or federal public official, a health authority having jurisdiction, the family member’s employer, or a health care provider; or


  5. 7. an employee’s inability to telework due to COVID-19 symptoms.


  6. Note that, in general, employers may not require employees to use other types of available paid leave before they use COVID-19 emergency paid sick leave. Similarly, employers may not require employees to search for or find a replacement worker to cover the time the employee will miss while using COVID-19 emergency paid sick leave

Amount of Leaves

The Employers shall provide the duration of the leave based on the working hours of the employee per week. [2]

1. Employees working 40 hours or more per week are entitled to 40 hours of MA EPSL.

2. Employees who regularly work fewer than 40 hours per week, employers must provide leave in an amount that is equal to the average number of hours that such employee works per week.

3. Employees whose schedule and weekly hours vary from week to week, employers must provide leave that is equal to the average number of hours that the employee was scheduled to work per week over the previous 6-months.

4. If an employee with a variable schedule has not worked for the employer for 6 months, the employer must provide leave that is equal to the number of hours per week that the employee reasonably expected to work when hired.

5. The maximum amount an employer is required to pay per employee, and the maximum amount for which the employer may seek reimbursement for any one employee, is $850 (including cost of benefits).

 

Employee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notice to employers of the need for MA EPSL as soon as practicable or foreseeable. And Employer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a copy to all employees and post a notice regarding MA EPSL.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ow to apply for reimbursement and details of the MA EPSL, please visit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covid-19-temporary-emergency-paid-sick....

 

[1]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covid-19-temporary-emergency-paid-sick... [2]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covid-19-temporary-emergency-paid-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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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商业房东解除租约并驱逐租客,他们这样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租客有没有补救措施?从2021年开始,由于疫苗的普及,新冠疫情的形势已经逐渐好转。但近期由于疫情影响的所导致的各个城市的商业租约问题也渐渐浮现。尽管麻省高级法院在三月刚刚决定商业租约的租客在麻省政府禁止令期间的租金支付义务在一定条件下可被豁免[1],但对于商业租约的房东因为租客疫情期间未支付租金可行驶的权利和义务却还未有详细的案例法分析。所以在相关的麻省案例法决定之前,房东应仍然按照《麻省总法典》行驶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如其他关于商业租约的法律规定一样,麻省对于商业租约合同在租客未支付房租而解除租约的情况同样有特殊的规定。《麻省总法典》第186章的第11A条是专门管理因未付款而终止商业租赁的行为的法条。根据《麻省总法典》第186章的第11A条规定,房东有权(i)根据租赁合同规定或(ii)在没有此类租赁规定的情况下,至少提前14天以书面形式发出驱逐通知租客,以终止此租赁关系。

 

如果租赁合同中不包含房东终止合同的条款规定,则租客有权进行补救。但是如果租赁合同已经包括终止合同条款,《麻省总法典》并不提供给此类合同的租客权利去补救其违约行为。在合同已有终止条款的规定下,租客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条款与房东进行协商。换言之,如果合同中提供了给租客补救的权利,租客则可以根据合同的补救方式行驶权利,但如果合同只规定了终止没有提供补救,那么租客在合同规定下则无权补救其违约。如果租客无法补救,其将面临的则是立即被驱逐且进行赔款。

 

如此说来,租客就完全没有补救的可能了吗?其实并不尽然,根据Banco do Brasil, S.A. v. 275 Washington St. Corp., 750 F. Supp. 2d 279 (D. Mass. 2010) 一案,法院就为租客提供了平衡法律上的补救权利。在 Banco do Brasil, S.A. 案中,房东在租客未支付第一笔租金后下达驱逐通知并要求解除合同,而租客在收到通知的几天内立即支付了欠款。法院裁定, “租客虽然有违约,行为情节不严重或纯属偶然,所以即使租约中有违约条款,我们的法院也不会允许房东终止租约。” 法院认为,“根据麻省法律规定,基于衡平法的公平原则,尽管租客根据租约无权补救拖欠租金的违约行为,但租户得知其未支付租金后立即支付了未付的租金,另加滞纳金,而房东病没有因租户延迟付款而受到伤害,所以租户的违约行为是微不足道的且属于偶然,所以房东不得行驶其终止商业租赁合同的权利。”这一规定无疑为房东和租客在有未支付租金行为下的协商提供了良好的指南。

 

除此之外,房东和租客也应注意在进行违约通知以及补救行为通知的时候需要严格按照租约规定的方式发送通知,如果方式错误则极有可能导致通知无效而失去最佳的协商时间。

 

除了第11A条款外,对于商业租约,麻省其他章节都有特殊的规定,例《麻省总法典》的第239章第 1节也规定了,住宅和商业租户均可使用summary process来进行因违约引起的驱逐以及其他救济措施;而第184章的 18条也规定了商业租赁和住宅租赁一样都禁止房东个人私自进行驱逐。我们建议,当您在签署商业租赁合同时请务必咨询专业律师进行合同的指导以避免失去您的合法权利。

 

[1]详情可见Lion’s Law 对于《麻省高等法院判决餐馆在新冠疫情被迫停业期间免除支付房租的义务,》的分析https://www.lionslawgroup.com/post/%E9%BA%BB%E5%B7%9E-suffolk-county-%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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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不少国人因为送子女来美国升学、在美国进行投资、或者来美国进行求医看病会在以外国人身份在美国购买房屋,设立银行账户存款。但因为国人的非美国身份,这些资产在其身后处理的过程却异常复杂。

 

1. 居住地管辖

通常美国各个州对于过世的人会根据其过世时居住地对其身后事务进行法律管辖。在一般的各州规定,居住地通常解释为当事人有意永久留在此地并在此建立了其居所,而法院对于居住的解释也是根据不同事实来决定是否满足。但许多国人并未有意在美国设立其永久的居住地,那么其在美国留下的资产该如何处理呢?

 

2. 非居住地管辖

对于在美国没有建立居住地的外国人,美国各州法律通常都会根据其资产所在地以及其他因素,例如国人生前在美国的最后住所以及所有受益人的所在地,对其资产进行管辖。就麻萨诸塞州为例,如果外国人在麻州购买房产或者开设银行账户,则麻州法院对于此房产或者银行账户的资金具有管辖权。这种对于特殊类型资产的法院认证过程,又称Ancillary Probate。如果外国人没有做好相应的防止Probate,即法院认证过程的措施,那么其家人则需要根据资产所在地的郡遗产法院要求法院认证程序方可处理此资产,否则其家人是无权得到或处置(比如出售房屋)此资产并进行遗产分配的。

 

3. 如何避免跨国法院的管辖干涉

在美国,一旦法院开始对于您资产的法院认证过程,其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将会是不可预估的,尤其是外国居民的资产,其家人通常都会需要亲自到美国或者在美国聘请律师为其处理资产,这些过程将会产生巨大的开销。为了让亲人免于身后在美国的遗嘱认证法院的费用和头痛,外国人在美国购买房屋或开设银行账户时,应考虑以下几种方式避免进行法院认证。

a. 与他人共同拥有财产,共同租赁或具有幸存权的夫妻共同财产;

b. 将财产置于可撤销的信托中;或者

c. 设立其资产在身后的直接转移transfer on death。

以上几种方式都需要根据各个州的规定不同来处理。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国人未及时按照以上的方式来避免法院认证且已经属于需要法院probate认证的范畴,而其家人在其身后已经在中国已经开始进行遗产处理的过程,其家人若之后在美国提出法院认证程序时也需向美国法院提出此过程,此事实将会对于美国法院是否接受或者是否有优先管辖权产生巨大的影响。

 

由于中国和美国法律规定和体系的不同,当国人在美国购买或带入任何资产,尤其是不动产或存入大量现金时,一定要根据当地的法律进行好的财富传承规划,才可将其财富完整的以最大额度地保留且传承给您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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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Act is a federal statute. It protects nearly all original works “fixed in any tangible medium of expression.” This includes article, books, movies, music, and web sites. Digital creations ar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as well.

 

Work should be “original” and display “at least some minimal degree of creativity”. In the academic world, Copyright Act protects the EXPRESSION of facts or ideas as embodied in a work but not the underlying facts or ideas.

 

Owner of the copyright work ha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 make copies of the work;

· distribute the work;

· display or perform the work publicly; and

· create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original work, such as adapting a novel into a movie, translating a work into a foreign language, or otherwise modifying a work.

 

The copyright in a work is usually owned by the author with exceptions. When a work is created within the scope of one’s employment, or “ordered or commissioned for use as” som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defined by Copyright Act, ownership does not belong to the author, but the employer or whoever commissions the work. No affirmative steps are needed to establish the ownership rights. The Copyright Act, however, provides that a company or more than one person may own the work jointly.

 

Faculty members are employees of a university and the work is created in the scope of their employment, but it is not always the case that the university owns the copyright in the material faculty created. Most universities acknowledge that faculty own the copyright in their work. Some colleges however may assert an ownership interest in faculty work for university has contributed substantial resources for that creation.

 

More than one author created the work jointly may be co-owners of the copyright in the work. Copyright Act allows a joint owner of a copyright to use the work without consent but b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account, which may caus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ne may have contributed more than the other as to creation of the work. One may consider the “inseparable and interdependent rights and obligations” not fair or equitable. To ensur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o-owners of a copyright work are what each of them intended, they shall agree with specific terms in a written contract. For example, each co-owner may exploit the work through nonexclusive license agreements and must account for the profits to the other. If the copyright in a work is co-owned by a faculty member and a university or by two faculties, limitations on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profit allocation may be agreed. Co-owners shall consider entering into a written agreement that modifies the default rules of co-ownership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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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戴晨方律師

2021 2 8 日,麻省 SUFFOLK COUNTY 高等法院在 UMNV 2-05-207 NEWBURY, LLC v. CAFFE NERO AMERICAS, INC. 一案中,在新冠疫情期间租客对商业房租的支付问题做出裁决。 法院决定,由于新冠疫情期间全州餐馆停业的禁令导致商业租客无法使用租赁的场地,而使租约 中规定的租赁目的未能达到的,租客免于在此期间支付租金的义务。

这场纠纷始于麻省州长贝克因新冠爆发,于 2020 3 22 日下令禁止本州所有餐馆的堂 吃业务。CAFFE NERO 因遵守此规定被迫关闭其在全州的 30 个分点。根据其与房东 2017 年签订 的 15 年租约的明确条款,CAFFE NERO 只允许在租用的场所中经营一家咖啡馆,且不得用于任何 其他目的。但是,该禁令导致 CAFFE NERO 被迫停止运营。由于没有收入,其停止支付租金。 2020 5 19 日,由于未能支付 4 月和 5 月的房租,其 NEWBURRY 场地的房东对其发出停止租 赁通知,并命令其 退出所在场所并交出租赁场地。房东随后提起驱逐诉讼。由于双方未达成一 致,在未交房租 7 个月之后,CAFFE NERO 2020 10 月下旬撤离该场所。

房东在其驱逐诉讼中不但要求 CAFFE NERO 支付所欠租金,而且要求其支付租赁合同中 规定的赔偿违约金,律师费,利息和费用。法院批准 CAFFE NERO 不支付 3 个月被迫停业期间的 房租。法官指出,承租人的房租义务是根据 “租约目的挫败” 的原则而解除,至少从 2020 3 24 日至 6 22 日期间,租客无法在租用的场所内提供酒水或用餐的服务。并且,房东在 5 月份因 CAFFE NERO4 月份未支付租金,而终止租赁驱逐其的行为不当。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同时也指 出,州长的禁止餐馆营业的命令自 2020 6 月下旬开始放松后,CAFFE NERO 未能支付租金的行 为是否违反租约,要之后决定。

在合同法下,合同目的受挫原则(frustration of purpose) 规定,在订立合同后,如果一方当 事人的主要目的因某一事件的发生而实质受挫,而该事件的不发生是订立合同的基本假设,则其 履行义务的剩余义务即告解除,除非合同文件或实际情况有相反的说明。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 来到麻省的风险而导致 CAFFE NERO 无法作为一个咖啡馆进行运营,此构成合同目的受挫。

如果您是麻州的商业租客,而不属于 ESSENTIAL BUSINESS, 在去年 3 24 日到 6 22 日期间,全州由于新冠受到政府禁令的限制不能营业或运行,但却一直在支付租金,您可以试图 向房东要求退回租金,也可以雇佣本律所,代表贵司与房东洽谈。邮箱 yi@lionslawgroup.com. 电 话是 617-232-7503。我们是 Lion’s Law,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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